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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中国外交70年: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发布时间:20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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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中国外交70年:历史逻辑与基本经验

中华好学者 中华好学者 2020-06-12


文章来源:

《东北亚论坛》2019年第6期: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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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而且也深刻地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也走过了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三个基本阶段,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积累了丰富的外交经验。环顾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外交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变动不居的国际国内形势,充分汲取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经验,这些经验对未来中国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简介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外交的核心线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中国外交经历了重大而深刻的变革。外交工作的历史使命、工作主题、战略布局、优先次序以及方式方法都发生了革故鼎新的变化,甚至有人概括为“十年一变,逢九必变”。因此,如何理解中国外交70年的内在历史逻辑,一直是令各方困惑的研究难题,几乎所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理论在解释中国外交的时候都存在“水土不服”和“理论失灵”的问题。因此,通过构建中国外交经验研究的方法论,确立中国外交的“大历史观”,提炼中国外交变革的历史逻辑和经验教训,就成为中国外交研究的重要路径。

一、中国外交经验研究的方法论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总结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方法论。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实现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1],强调“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2]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更加重视总结经验的重要性,“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重视吸取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历史记述了前人的成功和失败,重视、研究、借鉴历史,了解历史上治乱兴衰规律,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启示。”[4]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学习进步的历史。

其实,善于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方法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强调“纯粹经验的方法”[5],恩格斯也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其他任何一个先前的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6]。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近代以来发生的一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对比,也深刻地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革。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基本经验,亟须坚持唯物史观“纯粹经验的方法”,镜鉴当代,指导未来。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是增强战略定力,是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任务。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外交历史经验存在着众多研究路线。有的学者从中国外交档案的角度,重视对中国外交历程进行档案挖掘,努力刻画出一幅锱铢必究的中国外交“工笔画”[7]。外交档案的解剖虽然有助于刻画中国外交的细节,但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视野局限,且需要数十年的皓首穷经,难以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外交70年的整体逻辑。还有的学者从中国对外关系的角度,以特定领导人的任期为经,以中国对外关系布局为纬,铺陈出一幅条分缕析的中国外交“风景画”。[8]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铺陈虽然能够照顾到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但缺点是面面俱到反而难以体现出真正具有规律性的经验知识。还有的学者从中国对外政策的角度,考察影响中国对外政策变迁的国内和国际因素,揭示出一道纵横捭阖的中国外交“连环画”[9]。考察中国对外政策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是一条通行的研究路线,有助于理解中国外交的来龙去脉,但却很容易卷入一些复杂的政治因素和情境性因素,纠缠于一些政治问题而难以自拔。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般来说,所谓经验,就是从已发生的事件中获取的知识。对新中国外交70年基本经验的研究,意味着对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实践做一个客观的描述和归纳,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知识。这些基本经验作为规律性的知识,对未来中国外交必然也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黄仁宇先生倡导的“大历史”(macro-history)方法可能是一种总结中国外交70年经验的适合路径[10]。在黄仁宇看来,中国历史卷帙浩繁,剧情复杂,短时间内难以探明究竟。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黄仁宇先生不以道德论史,流连于对历史事件的评头论足,也不以考据为文,痴迷于丰富史料的堆砌,而是从技术的角度分析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中国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近代以来的150年时间内推动中国从一个闭关自守的中世纪国家蜕变为一个现代国家[11]。因此,他倡导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从中把握中国历史的大逻辑,关注的不是“应当如何”的“资治通鉴”,而是“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因此,遵循黄仁宇先生的方法,总结中国外交70年的“大历史”,是一条研究中国外交70年经验的可行性研究路线。

二、中国外交“大历史”

关于现代国家成长逻辑的解释,西方学界的研究居于主导地位。比如安东尼·吉登斯关于“权力容器”的研究[12],查尔斯·蒂利关于资本和强制在国家成长中的角色研究[13],迈克尔·曼关于社会性权力成长的研究[14],都不同程度地解释了“以权力的集中与制度化”为线索的现代国家成长框架。一般而言,西方现代国家的建设分为两步:第一步是从前现代国家转变为绝对主义国家,消弭了各种领主、贵族、教会等独占的额外权力,确立了国家主权(最初主要表现为君主主权)的至高地位;第二步是在国家主权确立稳固的基础上,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的市民社会的成长,通过民主化的制度推进,确立了人民主权的制度形式[15]。马克思唯物史观则在批判黑格尔关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角度,解释了现代国家成长的唯物史观逻辑[6]。然而,所有这些研究都仅仅从国家自身系统的角度,阐释现代国家成长的内部逻辑,而忽视了国家成长的外部因素。

如果将国家成长置于开放的世界舞台上,考察现代国家成长的外部因素及其影响,则会呈现出一幅新的画面。从大历史观的技术逻辑出发,则意味着一个现代国家在世界舞台的成长必须解决生存、发展和责任三个问题。首先,所有国家要想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生存,必须首先赢得主权和安全,获得其他国家对其合法地位的正式外交承认。其次,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国家还需要推动壮大国力,在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成长为一个物质丰裕的发达国家。再次,在成长为发达国家后,还需要积极履行国际责任,获得更多其他国家的支持和追随,成为一个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的强国。“立国—富国—强国”是大国成长的三个阶段,也是一个解释现代国家在世界舞台成长的大历史框架。

从大国成长的“大历史”出发,中国外交70年贯穿始终的线索是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中国的国家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16]在中国成长的不同地位和发展阶段,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面临着不同的核心问题,中国对外工作的阶段目标和先后次序不同,在实际外交工作中也就有了不同的处理方法。按照中国赢得生存、谋求发展和走向强大三个不同阶段的成长阶段来划分,中国外交70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革命外交(1949~1978年),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中“站起来”,在世界舞台上赢得生存,关键词是坚持独立自主,实现站稳脚跟。
    
对一个国家而言,首要的使命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社会中赢得生存,站稳脚跟。衡量一个国家赢得生存的主要指标就是获得世界各国的外交承认,并作为合法成员加入主要的国际组织。作为一个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国家,与古代中华帝国的汉唐盛世相比,近代中国在列强林立的世界舞台上受尽屈辱,晚清政府和民国政府基本上是“跪在地上办外交”[17],不得不接受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从巴黎和会上列强关于青岛问题的不公正处理到美苏对世界势力范围的划分,屈辱外交成为近代中国外交不得不接受的苦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主权和安全等权益在近代始终没有得到承认,中国并不是一个获得生存权的现代国家。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着严峻的国际环境。在国际上,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欧美国家普遍对中国实施不承认的外交孤立政策,国内则仍然存在受到美国和西方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反攻大陆”的威胁,只有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等少数国家承认中国,中国的生存压力很大。面对此种严峻形势,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革命外交的路线,制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大政策[18],其核心是独立自主和革命外交,以斗争求团结,努力在国际社会站稳脚跟。尤其是面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不承认和孤立政策,中国采取了不急于建交的对策,反而通过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正义斗争,开展国际统一战线,旗帜鲜明地反对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甚至在朝鲜、越南、中印边界尖锐对抗,以实力求生存。同时,中国也重视积极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坚持“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先后同苏联、东欧、西欧、日本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并在1971年10月25日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功打破了欧美列强的外交封锁,在风云变幻的世界舞台中顶住了压力,站稳了脚跟,实现了“站起来”的历史使命。据统计,从1970年到1976年,先后有61个国家同中国建交,比建国20年内建交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其中大部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如加拿大、意大利、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西班牙等。

与对外彻底割裂和旧中国屈辱外交关系相对应的,是组建一只全新的外交队伍,这是革命外交思想的另一层含义。周恩来提出:“我们决不能依靠旧外交部的一套人马办外交,必须‘另起炉灶’创建新的外交队伍”[19],这支新的外交队伍,应该是一支“文装的解放军”,致力于解决“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20]在这一阶段,中国外交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以“将军大使”为代表的一大批职业革命家,当时从各部队抽调了一批久经革命战争考验和对祖国无限忠诚的兵团级干部,作为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比如黄镇、韩念龙、耿飚、伍修权、袁仲贤等,在外交界享有“将军大使”的美誉。算至1951年6月底为止,新中国所派出的首批驻外大使15人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或军区调来的兵团级、军级以上的干部[21]。这些“文装解放军”大多具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验,在国际舞台上有力地开展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斗争,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

第二阶段:发展外交(1978~2012年),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中“富起来”,成长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关键词是坚持和平发展,积极融入世界。

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起了外交关系。然而,相比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发展差距很大,仍然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经济面貌。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把实现现代化提上议事日程。尽管周恩来总理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提法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初步形成,[22]但是真正成为国家战略是在1975年1月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22]只是由于中美关系迟迟没有建交,加之国内“文化大革命”和极“左”路线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干扰,一直没有真正落到实处。

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发展外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交路线。推动现代化建设,实现国家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成为“三大历史任务”。[3]尽管面对着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这样的沧桑巨变,中国外交始终坚持把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头等大事,积极融入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的国际政治体系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核心的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发展,到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当今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制造业、对外贸易、外汇储备等多个领域开始引领世界发展,实现了“富起来”的历史使命。

在发展外交的阶段,中国外交的人力资源也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更多依靠政治立场坚定和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将军大使”或“职业革命家”,而是依靠大量具有高超外交语言技巧和深厚职业外交经验的“职业外交家”和一大批“职业企业家”。无论是职业外交官,还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的非职业外交人员,大多属于外语、外交和国际问题的科班出身,普遍具有全球视野和较强的国际交往能力,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从班子的搭配来看,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外交部领导不再由其他党、政、军机构或者地方政府调任,而是直接从外交系统内部提拔,逐渐形成了惯例。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钱其琛、唐家璇、李肇星、杨洁篪、王毅为代表的新一代职业外交官负责中国外交事务,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具有几十年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丰富外交工作经验、大多在新中国成立后接受了正规的大学教育、外语水平比较高,在若干重大外交斗争中显示出了中国职业外交家的素质。比如钱其琛就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23]、唐家璇在处理1989年政治风波以来的中日关系中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李肇星则在处理炸馆事件以及美国通过给予中国PNTR待遇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复兴外交(2012年至今),核心问题是中国如何在世界舞台中“强起来”,获得世界各国的尊重和支持,关键词是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

所谓“强起来”,是一个相比较而言的概念,是指中国相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客观的优势和主观的认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地带,在国际社会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有关各方带着“有色眼镜”观察中国,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制造债务陷阱论”等论调流行于世,各种怀疑和阻挠中国崛起的战略动作频频反生。[24]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争端、中美贸易摩擦、中印边界对峙等一系列外交事件表明,中国面临着“大而不强”“富而不优”的问题,核心还是国际社会是否接受一个强大中国的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和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决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在处理钓鱼岛争端、南中国海争端以及中美贸易争端等问题上,画出红线,亮明底线,坚决捍卫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正当权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提出了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等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成功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等“主场外交”,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绸之路基金等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一大批中国方案被写入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25]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上升,在世界舞台“强起来”的步伐显著加快。

回首建国70年的辉煌历程,不难发现贯穿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条主线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牢牢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主题,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认为当今世界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长期并存、竞争发展的世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中的一部分,以满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的政治使命为基本逻辑。从“大历史”的研究路线出发,70年的中国外交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如何应对外部世界挑战,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如何与世界和平相处,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历史。

三、中国外交的历史逻辑

不管面对多么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无论采取什么划分标准,无论具体外交工作成败得失如何,中国外交工作在70年中已经形成了内在的历史逻辑。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外交的底色是天下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宏观角度来说,中国外交面临的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归根结底上不是一个外交政策的选择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绝不是由外交政策决定的,恰恰相反,外交政策要服从和服务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逻辑。从汤武革命,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一个“中华帝国”,从“第一帝国”的秦汉帝国到“第二帝国”唐宋帝国,再到“第三帝国”的明清帝国,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农耕社会的皇粮国税制度和儒法并用的意识形态,确立了以“天命所归”“天下无外”“协和万邦”为主要原则的“天下体系”,这一体系与古典时代强调“帝国”和“万民法”的地中海体系、近代以来强调“均势”和“正统”原则的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强调“霸权”和“规制”的二战后霸权制度体系有着显著的差异。

近代以来,西方世界群体性崛起,中外力量对比发生“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变法自强”“辛亥革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必然地为中国外交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底色。尽管中国选择了一条与过去彻底决裂的“革命主义”道路,但中国外交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却与古典时代的天下主义情怀内在呼应。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古典时代的天下主义与和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虽形式不同,但其制度精神和价值宏旨内在呼应,都具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和共同繁荣的梦想,这为中国外交奠定了坚实的正统基因和民族底色。

第二,中国外交的本色是独立自主和党管外交。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不平凡的历程,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外交传统,确立了不依附、不屈从与任何外部势力和“不怕鬼、不信邪”的风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就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1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3]特别是在处理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的危机问题上,邓小平多次与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杨尚昆、万里等领导人讨论,提出“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3],并认为做外事工作的同志必须注意这个问题。

坚持独立自主,核心是坚持党对外交工作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我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26]70年与国际社会打交道的过程中,中国发现任何一个其他大国和任何一支战略力量都靠不住,中国只能坚持党的领导,实行独立自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这一点才靠得住。尤其是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迥异的超大规模社会,离不开强大的中坚政治力量,离不开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当下,这支中坚力量就是9000万党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此,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中国外交设定了不可动摇的政治支柱。

第三,中国外交的特色是王道传统与大国外交。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27]从西周开始,中国外交就设定了“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外交。[28]秦汉以来,朝贡体系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泱泱大国的外交文化传统。即便是近代以来的革命主义者,也天然地有着一种中华大国的外交心态。无论对待发达国家,还是对待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以一个大国来定位自己,毛泽东说,“中华民族理应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29]邓小平说,“中国怎么讲都是一极”。[3]大国心态始终是支撑中国外交的文化坐标。

然而,近代以来,中国力量十分弱小,中国的大国心态缺乏实力的支撑。无论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还是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对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均表明中国外交虽然有大国外交的心,但却没有大国外交的力,实力不足从根本上制约了中国大国外交的使命和抱负,也决定了中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坚持“韬光养晦”的基本方针。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第二经济大国为标志,中国的大国心态得到了国家实力的支撑,中国启动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冲刺期。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逐步形成,标志着中国外交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四、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经验


天下主义与社会主义、独立自主与党管外交、王道传统与大国外交,为中国外交设置了正统基因、政治支柱和文化坐标,也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无法回避的“路径依赖”。早在1963年4月,周恩来总理就在会见埃及客人的时候提到中国人办外事的一些哲学思想,认为这些哲学思想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不完全来自马列主义的教育。比如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来而不往非礼也和退避三舍等。[20]其实,这些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外交实践的重要经验。建国70年来,中国外交历程波澜壮阔,积累了丰富的基本经验,如何有效汲取这些基本经验,是做好未来外交工作的重要资源。

(一)坚持独立自主,增强战略自信


中国的发展究竟依靠自力更生,还是依靠外来援助,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思考的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也基本上贯彻这一指导方针。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从中国撤走专家,中国险入外交孤立,不得不更多地强调“自力更生”。特别是60年代中期之后,面临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双重压力,“自力更生”的调门越唱越高,自己对外闭锁的观念也越来越强,甚至“四人帮”批判一切对外事务为“洋奴哲学”“崇洋媚外”,在全国上下几乎形成了“谈洋色变”的心理[30]。此种观念指导下的发展模式被扭曲为一种“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夜郎自大模式,结果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长期落后。邓小平在谈起中国历史时语重心长地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3]历史经验表明,中国要摆脱贫穷落后,谋求发展,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一个国家如何解决在世界舞台上的生存问题,究竟是走独立自强的道路,还是争取外援的道路,是由这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70年的外交实践表明,像中国这样历史悠久、社会复杂和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不能把问题和矛盾转嫁给别国,也决不可寄希望于其他国家的善意和援助。因此,独立自主是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周恩来明确指出:“我们对外交问题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31]无论到什么时候,中国的发展始终主要靠自己才行,这为中国外交设置了基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究竟是选边好,还是不选边好,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经选择了“一边倒”的战略方针,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然而,中苏大论战、珍宝岛事件以及一系列外交实践表明,结盟的代价也是高昂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提出了“不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意识形态定亲疏”[32],中国外交的局面大大拓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实践表明,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结伴而不结盟,中国不仅不应在其他任何大国之间选边,也不应该在发展中国家选边,“不当头”“不扛旗”“不称霸”是中国外交的宝贵经验。

坚持独立自主,就要不断增强战略自信,决不能回避矛盾,而应该直面矛盾,敢于斗争,必要时以斗争求团结。坚持独立自主,核心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中国外交不怕鬼,不信邪,强调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不受外界的干扰,“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3]坚持独立自主确定立场和政策,不受外界干扰和困惑,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自信”是中国外交的力量之源和信念之基,坚持独立自主,增强战略自信,实现国家自强,对外工作就有了根和魂,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有了可靠的后盾。

(二)坚持和平发展,促进合作共赢


关于一个国家如何解决自身发展问题,也有很多争论。比如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导致一个国家发展滞后的主要根源在于其“内部障碍”[33],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完成现代化转型。[34]斯大林模式则主张“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35],强调与资本主义世界划清界限,依靠国家指令性计划独立发展社会主义,并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还有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依附理论”“发展型国家”理论等。[36]经过正反两方面的反复比较,中国共产党人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嫁接在资本主义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跨越。作为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超越斯大林模式,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接在一起,并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善于从“资本主义肌体”上获取营养,只有这样,落后国家才能跨越“卡夫丁峡谷”[37]。邓小平同志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深有感触地说道:“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一个新经济政策。”[3]邓小平对新经济政策的强调,意味着中国向世界开放,特别是向原来相对隔离的西方世界开放1,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提出“我们要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的观点。[38]70年来,中国外交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中国与全球共同发展,永远做世界和平的捍卫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其实,一个国家选择走什么样的外交道路,归根结底是由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地位以及力量对比关系所决定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两极格局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外交孤立,中国只能选择革命外交的道路,全力维护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政权,这是捍卫和平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选择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最根本的是基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可以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3]40年来,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中国越来越形成了一条有别于其他大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基本逻辑是在维护世界和平中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道路能不能走得通,很大程度上要看我们能不能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39]尤其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这是中国外交70年的一条重要经验。

(三)捍卫核心利益,促进公平正义


一个国家如何成长为一个强国,传统的理论更强调权力竞争。比如耶鲁大学的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强调了技术、军事、财政和地缘政治等要素的决定性作用。[40]所谓强国,并非在于规模大小,而是取决于该国的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实力及其捍卫国家核心利益的能力,而国际影响力则从根本上取决于其他国家对该国的认可态度。只有一国的核心利益得到根本保障,同时在国际上有一大批支持者,才能算是一个世界强国。

对于第一个问题,70年来,中国在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如果说中国在一穷二白的时候都能在事关国家核心利益上敢于反对世界强权,那么当中国发展强大后,就更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41]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敢于划出红线,亮明底线,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坚决遏制和打击一切形式的分裂行径,积极保障经济金融安全,有效维护海外利益。一些人把中国维护合理合法国家权益的行动说成是“咄咄逼人”“傲慢”“强硬”,鼓吹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等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42]随着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维护国家利益的资源和手段将会越来越多,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也会越来越主动。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外交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也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权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在外交实践中逐渐体会到,要想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就必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43]周恩来在1953年底与印度代表团就中印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时候,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4],并与次年先后同印度、缅甸两国正式倡导这五项原则为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并指出应该“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关系中去”[45],包括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应该适用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确立了中国同世界各国处理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为中国外交带来了很高的声望。1984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时进一步强调,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4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正确义利观,强调坚持义利并举、义重于利。[47]习近平认为,“利”是基于共同利益基础上的互利共赢,“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47]尤其是处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要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国际关系,是一种强调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48]70年来的经验表明,中国外交要履行大国责任,为人类进步做贡献,坚持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确定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和尊重。尤其是特别强调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反对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还是在改革开放后四十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都来自中国在外交上是非分明的原则立场和公平公正的处事态度。

(四)恪守实事求是,坚持与时俱进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想路线,也是指导中国外交的思想路线。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算历史旧账,积极推动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努力寻求解决复杂外交问题的新理念和新举措,是中国外交70年的重要经验。70年的外交经验表明,只要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多么复杂的外交难题都能够解决。反之,只要背离实事求是,封闭僵化,多么好的外交局面也有可能葬送。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外交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如何处理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以及如何处理与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是摆在中国外交面前的棘手问题。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没有完全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也没有机械地模仿苏联经验,而是大胆借鉴二战期间美国国务卿赫尔在日美谈判时提出的“赫尔四原则”[3],创造性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在当时冷战高压下能够汲取资本主义国家外交经验,如果没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在20世纪70年代,在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提交的两份研究报告基础上,毛泽东主席果断地调整中美苏关系,通过“乒乓外交”,实现了“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奇迹。当时的中美关系之所以逆转,也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坚持求是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只有坚持实事求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外交难题。
    
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想路线的干扰,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外交战线也未能幸免,导致了大量极其严重的外交后果。比如在外交路线上批判“三降一灭”[49],号召所谓“世界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路线1,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输出革命”,强行向海外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度把几乎所有驻外大使调回国内参加学习班,甚至还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严重事件。[50]甚至连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等国,也由于“三砸一烧”和“反对各国反动派”而满心狐疑,中国对其内部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支持引起了他们的敌视和反对[51]。在“文化大革命”冲击下,新中国成立20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外交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不少已经建交的国家与中国断交,差一点葬送了大好的外交局面。1969年3月,毛泽东指出极“左”思潮破坏外交工作的严重后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52]尽管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直接干预下,及时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错误,挽回了一些外交损失,但是教训是深刻的。归根结底,“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外交造成的冲击,根本上是由背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造成的,是对中国国力和影响力过度乐观的极“左”思潮造成的,这是70年中国外交必须不断警醒的重要历史教训。

五、基本经验对未来中国外交的指导意义

环顾世界,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中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外交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变动不居的国际国内形势,充分汲取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经验,对未来中国对外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扎根中国大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长期处于引领地位。近代以来,虽然中国在综合实力上衰落了,但仍然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大国,无法回避大国责任。70年外交的基本经验表明,中国外交要坚持大国定位和大国心态,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提供更多国际公共产品。但是,与历史上其他大国追求国强必霸的逻辑不同,中国的大国外交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不断丰富民族底色、政治本色、时代特色。

首先,作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文明大国,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扎根中国大地,赋予大国外交以更深厚的民族底色。周恩来曾经强调中国人办外交的一些哲学思想,尽管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沧桑巨变,今非昔比,但中国外交无法脱离这些在历史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外交文化传统。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不少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外交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倾向[53],重情谊,讲信义,树正义,扬道义,讲究和而不同的君子外交,强调求同存异的中庸之道,所有这一切都凸显出中国外交的民族底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世界外交文化的重要贡献,在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进程中,必须坚定文化自信,不断释放古老中国智慧的创造性和活力。

其次,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以全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事业为根本追求,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赋予大国外交以更鲜明的政治本色。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2]《共产党宣言》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社会主义的政治属性就是实现了人们获得了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条件和机会的“自由人联合体”。社会主义的这一政治属性,决定了中国外交不同于欧美列强争夺霸权和势力范围,而是始终以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作为根本追求。尤其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始终是发展中国家群体当中的一员,彼此命运相连,休戚与共。广大发展中国家是我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路人,是天然的同盟军。中国一贯高度重视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就等于维护中国的自身利益,而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长。对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无论发展到哪一步,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永远做发展中国家的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54]中国外交的鲜明政治立场,基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发展阶段,也源于中国的历史遭遇和制度属性。曾经在近代饱受外来侵略的中国,最懂得发展中国家对主权独立的执着。从贫穷落后中奋发图强的中国,最清楚发展中国家对振兴经济的渴望。坚持主张公道正义的中国,最理解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的期盼。

再次,作为一个21世纪的新兴发展中大国,中国的大国外交必须高举开放包容的旗帜,赋予大国外交以更开放的时代特色。当今时代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55],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近年来,世界经济疲弱,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公平赤字等问题更加突出,逆全球化思潮涌动,保护主义和战略内顾倾向有所上升,给世界经济贸易发展蒙上了阴影。面对形形色色的逆全球化思潮,70年中国外交的经验表明,[26]“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为此,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56]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打开国门搞建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共建开放型经济体系和开放型世界经济。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核心就是要致力于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推动新型全球化不断提出中国方案。

(二)创新驱动发展,坚定不移地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70年的中国外交经验表明,创新是推动中国外交发展的重要动力。新中国成立之初,打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外交封锁,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靠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为国内现代化建设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富起来靠创新。展望未来,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实现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强起来更要靠创新。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国内形势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中国外交必须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外交战略。
    
要将中国外交放到全球百年未有大变局中去定位,顺应时代潮流,加强顶层设计和策略运筹,实现中国外交战略全局的创新。环顾世界,当今世界舞台中心正在从欧洲—大西洋地区向亚洲—太平洋地区转移,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权力转移”,全球发展动能正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推动下发生“新旧动能转换”,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也在进行深刻调整。置身于此种大变动的时代洪流中,中国外交必须具有全球视野,抢抓机遇,下先手棋,摒弃长期的思维定式和狭隘眼光,主动进行顶层设计,筑牢经略全球的战略谋划和全球布局,为“全球中国”缔造坚实的战略基础。
    
要将中国外交放到五千年中华文明复兴的大格局中去认识,推动古老中国外交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国外交哲学和外交智慧的创新。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古老大国来说,开展外交工作不能纠结于成败得失,而应更注重世界外交哲学和智慧的贡献。古典时代的中国外交,儒、墨、道、法、兵、名、阴阳、纵横各派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先后提出了“尊王攘夷”“以夷制夷”“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王霸天下”“协和万邦”等众多思想,形成了中国的天下主义外交思想,也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中华帝国体系。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世界的兴起,中国外交哲学落于下风,被迫融入西方近代外交思想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日益陷入“政治衰败”[57]和“我们是谁”[58]的困惑,人类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面对这些挑战,欧美国家受到视野局限,难以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窠臼,短时间内无法提出有效的应对方案。当此时刻,如何推动古老中国外交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实现“第二次文艺复兴”,不断释放古老东方智慧的时代魅力,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出更多“中国方案”。

要将中国外交放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棋局中去谋划,不断推进道路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指导中国外交实现具体外交策略和外交方法的创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外交上则相应转变为人们对美好世界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适应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工作要求突破传统的范式,大胆推进外交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2018年6月22日,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召开,会议的一个基本精神是用“对外工作”的概念替代了“外交外事”的概念,强调对外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党、政府、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要强化统筹协调,各有侧重,相互配合,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确保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落到实处。[59]显然,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工作,必须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要根据党中央统一部署,加强谋篇布局,突出工作重点,抓好工作。”[60]尤其是要围绕党和国家工作重要节点,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所有这一切,均表明新时代的对外工作要有新作为、新思路和新对策。

(三)加强统筹协调,坚定不移地强化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61]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外交的70年,加强党的领导是贯彻始终的,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惊涛骇浪,只要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外交就筑牢了抵抗风险的强大堤坝。同样,做好新时代的对外工作,关键也在党。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做好对外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外交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必须坚持外交大权在党中央,加强党对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62]

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要求在思想政治上牢记初心和使命。铭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自觉做到“两个维护”,坚定“四个自信”,始终保持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践行“忠诚、使命、奉献”外交人员核心价值观,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令行禁止、步调统一,勇敢肩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

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要求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和推动国家总体外交,形成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对外工作大协同局面。展望未来,中国政府的外交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体系的一部分,还包括人大对外工作、政协对外工作、军队对外工作、地方对外工作、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的对外工作等。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工作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各方面参与外交的积极性,把政府外交工作和其他非官方的对外工作结合起来,共同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促进人类进步上来。

加强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要求推进外交机制的机制改革,推进外交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一支具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外交干部队伍。中国的对外工作的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目前我国的外事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原则。其中,统一领导是核心和前提,归口管理和分级负责是基本途径和方法,协调配合是必要保障。随着对外工作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参与主体多元化、交往渠道多样化,需要切实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充分发挥我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统筹调动各领域资源和力量,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驻外机构管理体制,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对外工作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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